香港豪门“坏女孩”去世：袭警、殴打父母，她的一生比电影还离谱

2026年3月，香港半山区肇辉台一栋临山而建的顶级私宅内，50岁的阿美娜被母亲发现仰卧于卧室地板，面色青灰、呼吸全无。急救人员抵达后立即展开抢救，但心电监护仪上只留下一条平直的绿线——官方尸检报告最终确认：死因自然，无外力介入迹象。 这位本名Amina Mariam Bokhary的女性，出身于香港最显赫的司法与金融世家之一：祖父是上世纪70年代推动港股现代化的关键人物，父亲曾担任联交所理事会要职，亲叔叔包致金为香港终审法院终身大法官，舅舅夏佳理身兼立法会议员与多家蓝筹企业董事，家族网络横跨司法、政界与资本顶层，在港岛豪门谱系中稳居金字塔尖。 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衔玉而生的天之骄女，并未成长为公众期待中的知性名流，反而以一连串失控行为频频登上头版——暴力袭警、掌掴双亲、长期虐待外籍家佣，九年之间三度涉刑却屡获宽纵，最终在无人监管的放任中，亲手将生命燃至尽头。 豪门光环护着 阿美娜的恣意妄为，早在青年时期便显露锋芒。 2001年，25岁的她在中环一家爵士酒吧与男友激烈争执，情绪失控之下抄起黄铜烟灰缸猛砸吊灯，玻璃如冰雹般炸裂四溅，整层楼陷入混乱。 接警赶至的警员高捷刚亮明身份试图劝阻，她竟突然挥臂猛击其面部，动作迅疾且毫无迟疑。 现场四名警务人员耗时近八分钟才将其制服。送抵警署后，搜查在其手袋夹层中发现微量白色结晶状物质，随即叠加控告：刑事毁坏、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非法管有危险药物。 彼时舆论普遍预期，这起性质恶劣的当众施暴案必成司法界整肃特权的标志性判例。 然而同年12月区域法院判决书出炉：危险药物罪因化验结果未达定罪标准不予成立；另两项罪名虽表证成立，主审法官却援引“成长环境优渥、过往无任何违法记录”为由大幅减刑，仅处以3000港元及6000港元两笔罚款，未附加任何社区监管或心理评估要求。 这一轻判背后，是家族动用三名资深大律师组成的辩护团，通过程序性质疑与证据链切割，悄然消解了案件的公共警示意义。 判决非但未令其警醒，反而成为她认知世界的“操作手册”：只要血缘足够厚重，规则便可绕行。 2008年，32岁的阿美娜深夜醉酒搭乘出租车返家，司机明确告知车辆不支持信用卡支付，她却执意刷卡失败后勃然大怒，将卡片狠狠掷向司机面门，继而抬膝猛踹驾驶座侧方，口中持续爆发出极具侮辱性的方言俚语。 周边市民迅速报警，到场女警刚出示委任证，她即抡起鳄鱼皮手袋猛砸对方面部，随后撕扯制服、蹬踹小腿，全程无视执法身份与现场围观人群。 这一次，辩护团队祭出“临床确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合并双相情感障碍”的医学报告，强调其行为属病理性冲动爆发，非主观恶意为之。 法官采纳该主张，裁定“本应判处即时监禁，惟念及其精神健康状况亟需干预”，仅判240小时社会服务令，并勒令赔偿司机1000港元医疗费，未要求接受强制精神评估或治疗监督。 三次袭警轰动全港 真正引爆全城舆情的，是她第三次公然挑战执法底线的极端行径。 2010年某日凌晨，34岁的阿美娜驾驶母亲名下保时捷卡宴途经跑马地黄泥涌道弯位，高速变道时失控撞上一辆载有28名游客的双层旅游巴士，豪车前部严重变形，所幸巴士车身结构稳固，乘客仅受惊吓无一受伤。 警方与媒体抵达后，她被担架抬离现场时仍高声叫嚣，言语中充满对执法程序的蔑视。 当交通警邓文伟依法要求其接受呼气酒精测试时，她突然挥臂扇出一记响亮耳光，警员当场踉跄倒地，左颊迅速浮肿，后续诊断显示出现短暂性视野缺损，获准病假一日。 移送警署途中，她再度暴起踢翻一名执勤女警，全过程被电视台直播镜头完整捕捉，“我不要测！”的嘶吼声传遍千家万户，沦为当年网络热梗。 尤为刺目的是，这已是她九年内第三次袭击警务人员——按《侵害人身罪条例》第36条，累犯者本应面临最低两年起刑，但法官仍以“本质善良、亟待专业矫治”为由，仅颁下为期一年的感化令，并指定赴美国加州某私立康复中心接受所谓“行为干预”。 判决公布当日，全港警察协会召开紧急记者会，痛斥该裁决“实质否定警队尊严”；逾1.2万名市民在政府电子请愿平台提交联署；执业逾四十载的资深大律师陈弘毅公开撰文质疑：“此类量刑逻辑，已脱离普通法基本正义框架。” 迫于空前压力，律政司破例提出上诉。高等法院终审改判：即时监禁六星期，创下单次袭警案最高刑期纪录。 但讽刺的是，她在赤柱监狱服刑期间因“配合度高、情绪稳定”，经惩教署特别批准提前释放，实际羁押仅29天——特权的余温，仍在暗处隐隐燃烧。 对父母动手还虐佣 重获自由后的阿美娜，暴力倾向非但未收敛，反而转向最亲近的家人。 2019年，43岁的她被控四项普通袭击罪，全部被害人均为直系亲属，案情细节令法庭记录员数度暂停庭审整理情绪。 当年2月，仅因母亲轻声提醒其按时服用抗抑郁药，她骤然挥拳击中83岁老母右眼眶，导致老人颅内轻微出血、短暂意识模糊；三周后同一地点，她再次因琐事暴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