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看长征·上海因缘｜韩洪泉：《二万五千里》与上海的历史因缘

【编者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90年后，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长征，依然能够感受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约请长征研究专家，撰写“穿越时空看长征”专题系列，从“多维视野”、“上海因缘”、“行走思悟”三个角度，铭记历史，汲取力量。 1946年3月17日，时在延安的谢觉哉重读历史文献，感怀长征史事，成诗一首：“重读《长征记》两函，雪山草地旧曾谙。索桥抢渡悬崖扑，多少英雄血未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为此诗作注：“‘长征记’材料上下两册，回忆抢乌江、抢娄山关、抢泸定桥、抢安顺场渡口、抢腊子口等英雄事迹，殊怆恸。” 谢觉哉所重读的“‘长征记’材料上下两册”，指的便是《红军长征记》了。这部在长征学术史上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献，其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1936年8月5日，为出版《长征记》进行集体创作征稿事，毛泽东、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征文，强调“事关重要，切勿忽视”。至10月底，共收到征文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1937年2月，该书编辑工作完成，定名为《二万五千里》，收录回忆文章100篇以及歌曲、战斗英雄名录、表格等，共计30余万字，其中一部誊清稿本被带往上海准备出版（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1942年11月，总政治部宣传部依据留在延安的稿本将此书作为内部资料排版印制，并更名为《红军长征记》（上下2册）。 《红军长征记》封面 几十年来，《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记》）因其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被公认为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记录中央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是传世的最原始的长征记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献从问世背景到传播路径，从作者群体到文本内容，都打上了深深的上海烙印，为我们展现了一部奇书与一座名城的多维历史因缘，也呈示了红色文献传播的丰富历史面相。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目录首页 问世·上海之助力 关于集体创作《长征记》的缘起和背景，在书前的《关于编辑的经过》中有如此介绍：“编辑这本书的动机，是在去年的春天，当时的计划，是预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的人偏忙着无时间，一直延宕到八月，事实告诉我们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于是发出征文启事，并又从组织上和个人关系上去发动计划中必需的稿件。”由此可知，早在1936年春，中共中央就有了编写《长征记》的计划，但因故延宕到8月尚无实质性进展，这才改弦更张，以发动征稿和集体创作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写作任务。 《关于编辑的经过》誊清稿首页 之所以要在1936年8月这个时间点改变原定写作计划并发出征文启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中并没有提及，但在毛泽东和杨尚昆发出的关于征文的信函和电报都委婉却明确地提到了。在发给参加长征同志的征稿信函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向各部队发出的征稿电报中又写道：“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这个“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的“极好机会”，与一位外国记者的到访直接相关，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并长期在中国工作，而上海既是其1928年来华工作的第一站，也是其1936年进入苏区的策源地。1936年4月，已经在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的斯诺专程赶往上海，拜会他的重要引路人宋庆龄，希望能为他访问苏区提供帮助，宋庆龄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宋庆龄接到中共中央电报，“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她推荐了最为信赖的斯诺和乔治·海德（马海德）前往，为他们顺利进入苏区作了精心安排，并委托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担负起护送他们的任务。6月，斯诺和马海德经西安秘密进入陕北，于7月8日在安塞县白家坪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还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苏区考察日程表。7月13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志丹），毛泽东与他进行了多次长谈。随后他又前往陕甘宁苏区的红军前线部队，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搜集到了大量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10月底回到北平后，斯诺依据在苏区近4个月的采访，创作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这一经典著作。 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