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江西、湖南交界的山路上，毛泽东正以商人身份赶往铜鼓。同行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地下党员易子义。那时，秋收起义即将展开，追捕共产党人的命令已经传到各地，三个人走的每一步，都带着风险。 他们没有走热闹的大路，而是借着清晨和傍晚赶路，专挑偏僻山道。毛泽东与潘心源装扮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易子义负责带路。为了应付盘查，他们还准备了相应的证明。 这样的掩护并非万无一失。 1927年7月15日
1927年9月，江西、湖南交界的山路上，毛泽东正以商人身份赶往铜鼓。同行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地下党员易子义。那时，秋收起义即将展开，追捕共产党人的命令已经传到各地，三个人走的每一步，都带着风险。 他们没有走热闹的大路，而是借着清晨和傍晚赶路，专挑偏僻山道。毛泽东与潘心源装扮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易子义负责带路。为了应付盘查，他们还准备了相应的证明。 这样的掩护并非万无一失。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共”，大革命失败的局面迅速蔓延。湖南、江西两地的地方武装开始搜捕共产党人，许多关卡设在渡口、集镇和交通要道。张家坊恰好位于浏阳与铜鼓之间，来往人员复杂，也就成了盘查最严密的地方之一。 连日奔波后，毛泽东脚底磨出了水泡。到了张家坊附近，天色已经暗下来，继续赶路十分困难。三人只好住进一家小客店，打算等天亮后再走。 饭还没吃完，外面便传来喧闹声。 店里的旅客被逐个盘问，几个团丁挨间搜查，口中不断喊着抓“嫌疑人”。毛泽东很快判断出，贸然冲出去并不明智。潘心源和易子义提出分头突围，给他争取机会，毛泽东却没有同意。 “不要乱，大家一起走。” 话音刚落，客店的门被踹开。几名团丁冲进屋内，把旅客集中起来检查。毛泽东一行虽有矿上的证明，但口音、装束和身份都让对方起了疑心。潘心源用本地方言解释，毛泽东也拿出证件说明来意，可团丁头目仍认定他们像“共产党”。 争辩没有用。 三人被脱去鞋子，和其他被扣押的小商贩一起绑住，押往团部。毛泽东脚上本就有伤，赤脚踩在山路上，疼痛越来越重。可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伤口上，而是在观察押送队伍的距离、人数和周围地形。 走了一段路，他向潘心源递了个眼色，提醒对方保管好钱。这句话表面普通，实际是在传递准备脱身的信号。 押送队伍并不严密。团丁多是当地贫苦农民，有人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人则是临时被拉来充数。他们未必真心效忠国民党，更谈不上训练有素。对毛泽东而言，敌人的松散，正是可以利用的缝隙。 队伍继续向前，潘心源和易子义有意加快脚步，逐渐把前面的团丁带远。毛泽东则故意落在后面，步子一瘸一拐，像是已经走不动了。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局面的，并不是那张证明，而是两枚银元。 毛泽东把银元放在衣袋里，行走时让它们发出清脆声响。一名团丁听见后，慢慢靠了过来。毛泽东没有立刻谈钱，反而和他聊起家常，问他家中是否还有老人孩子。 几句话下来，对方的戒备明显松动。毛泽东随后掏出两枚银元，低声说道：“兄弟，拿去喝碗茶，别嫌少。” 团丁接过银元，迅速收进衣袋。对于当时的普通农民来说，两枚银元不是小数目，足以买粮、买药，也能让一家人缓解一阵生活压力。 但钱只能制造机会，不能代替判断。 走到一片山林附近，那名团丁朝竹林方向看了一眼，又轻轻点了点头。毛泽东明白，这是在暗示他可以往那里走。此时，前面的押送人员已经拉开距离，后方也没有人紧紧盯住他。 毛泽东放慢脚步，直到几乎脱离队伍，突然转身钻进山林。团丁头目很快发现少了一个人，带人循着脚印追赶。潘心源和易子义也抓住时机，分别向不同方向奔去，押送队伍顿时乱成一片，被扣押的商贩趁机四散逃走。 山林里荆棘密布，毛泽东顾不上脚伤，一直跑到附近水塘，随后钻进茂密芦苇丛中。追兵几次搜到近处，却没有发现他的藏身位置。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团丁才逐渐撤走。 这一夜，他没有火，也没有食物，只能伏在芦苇中等待。第二天清晨，毛泽东遇到当地农民陈帷德。得知来人是前往铜鼓开展革命工作的共产党人后，陈帷德把他带回家，给他做饭，还送了一双草鞋。 关于这次脱险，后来的回忆材料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两枚银元买通押送团丁”的情节流传最广。它并不神秘，真正起作用的是毛泽东对地方社会、人情关系和敌方组织状态的准确判断。一次险些被押往刑场的经历，就这样被他从极端危险中撕开了一道出口。 特别
